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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評論

馮智政:推行國教是教育界捍衛一國兩制的責任

上訴庭法官張舉能就梁頌恆游蕙禎兩人案件判辭,修正了原訟庭法官「釋不釋法都一樣」論點,認同了人大就《基本法》釋法權力及影響,也把對香港實行的一制——普通法制的理解,放在「一國」——大陸法制的背景之內。短短一周,港獨派被彭定康與張法官連摑兩巴掌,把他們由黎丘丈人(註1)摑回「現實政治」(realpolitik)。今日學生圖以港獨求善治是緣木求魚之說,社會應適時補偏救弊。不過,最多機會去給學生補偏救弊的教育界,又能否充分履行它的導正責任呢?

 

課程非政治化錯失導正機會

香港公民教育自1985年的《學校公民教育指引》啟動,推行至今30年有餘,中間經歷了主權移交。港英時期的教師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牀休息,翌早一覺醒來就成為中國香港的教師,到了7月2日上課就要去教導學生成為「有為的中國公民」、「未來特區的主人翁」。教育學翹楚Michael Young指課程是社會現實(social facts);課程的編排也建構出正規知識(legitimate form of knowledge),也將部分知識非正規化。

香港的公民教育課程本應要回應「一國兩制」這社會現實,強調學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分。回顧過去8份公民教育課程文件,不單沒有強化學生個人的公民身分和政治身分,反而偏向進一步的德育化(moralization)及非政治化,本世紀初把公民教育改為「德育及公民教育」是明顯例子。「三綱八目」、「五倫五德」當然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內涵,但內地與香港關係不止是文化層面,還有社會及政治互動。受制於兩地區隔與本地恐共情緒,香港課程單以空泛「中國人」代替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」作為課程目標;討論兩地議題,基礎政治知識的課時也少,到了高中階段才以批判性思維去學習現代中國。我們的課程是否負責任地充分體現「一國兩制」這社會現實呢?

 

不討好也應負起轉化公民責任

即使在先進民主社會也會有敏感問題,例如美國的墮胎、宗教及性取向的問題,加拿大的性取向議題,教師也懼怕家長及校長反對而避免討論。研究顯示模棱兩可的政府立場,只讓教師迴避爭議。學術界認為政府有責任營造教師安心環境,官方要說明清晰立場。回到香港,「政治不入校園」符合香港家長口味,學校亦可「唔做唔錯」,但「學校不談港獨」就不等於學生對港獨無知。學生在互聯網上尋找偏頗甚至錯誤的資訊,教師是有責任去導正,即使工作並不討好。

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願景計劃剛公布《充實公民教育政策》報告(註2),促請政府在課程、教學支援及師資方面着手,給予學校空間、資訊、支援及「紅線」,培養為香港積極建設、關心社會的中國公民。基本法是一代人千辛萬苦談判而成的憲制文件,教師應負責任地去認識、捍衛、轉化,讓學生認知自己的政治身分,欣賞自己的中華文化,了解「一國兩制」的社會現實,並負上對「一國兩制」的基本責任。

 

註1:黎丘丈人,出自《呂氏春秋.慎行論.疑似》,比喻困於假象、不察真情而陷入錯誤的人

 

註2:研究報告見www.hongkongvision.org.hk

 

作者是香港願景計劃研究員、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

 

(原文刊於 2016年12月5日《明報》觀點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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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位 :
研究員
電郵 :
jackyfung@hkpri.org.hk
研究興趣 :
  • 比較教育
  • 公民和價值教育
  • 國際發展